讽刺的是，大众成功最大的希望也来自丑闻，因为丑闻刺激大众直面深层次的缺陷并认清现实，如果持续不变将面临严峻威胁。

2015年7月，迪斯离开宝马加入大众，就在排放门曝光两个月前。大众招徕他主要是希望获得新想法和技术战略，并借鉴他之前在宝马削减成本的经验。加入之后他的职责却变成大力破除旧习惯并打造新的文化。“我非常确定，由于行业里发生的事情，公司必须改变。”迪斯说。“但柴油排放危机加快了变革进程。”

刚开始大众对排放门的反应不太紧迫，也没太在意。2015年9月18日，美国环保署官员没有通知大众就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宣布了近期最大的企业欺诈行为之一。位于4000英里外沃尔夫斯堡的高管们措手不及。他们派出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马丁·温特科恩用德语在电视上生硬地发表了一份类似道歉的声明，他将排放丑闻称为“少数人犯下的错误”，却对公司的责任轻描淡写。几天后温特科恩辞职，今年5月，他在底特律因涉嫌误导美国公众遭到起诉。

丑闻爆发时，迪斯正在西班牙度假，当时他已是大众汽车管理委员会成员。他等了一整天才飞回家。“当时我并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也不知道会付出多少代价。”他说。 “唉，别提了。”

令人惊讶的是，排放作弊曝光纯属偶然，当时一群西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在洛杉矶附近驾驶大众车辆上下高速公路，记录车尾排放数据。他们本意不是检测违规行为，只是个简单的研究项目。但按照大众工程师设计的方案，排放只在比较测试期间达标，符合美国大多数州要求。所以学生们偶然揭发出一桩国际丑闻。

他们把测试结果交给加州和联邦官员时，众人皆惊。大众汽车的业务严重依赖柴油车，数年里向美国人吹嘘环保新型“清洁柴油”。事实上更像是卖狗皮膏药。美国调查人员透露，沃尔夫斯堡的管理人员曾阻止内部提出排放作弊的问题，提出质疑的工程师都被要求保持沉默继续照做。美国当局将数据跟大众对质时，大众表示毫不知情。

然而除了沃尔夫斯堡自我封闭的小世界，汽车行业其他高管心里都很清楚。业内巨头不仅犯下刑事罪行，还对后果漠不关心。

“当时我在想，天呐，这些家伙居然这么天真？”现任大众集团战略高级副总裁的托马斯·塞德兰回忆起丑闻爆发时称。当时赛德兰担任雪佛兰欧洲公司的董事总经理，2015年年底加入大众，协助在排放门之后重塑公司形象。“为什么他们觉得撒谎没什么问题，还相信不会被抓住？”一天下午他坐在沃尔夫斯堡的办公室里说，大众仍然深陷丑闻困境。 “被抓住之后还是撒谎。真搞不懂。”

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企业贪婪，也没有误解外国法律。根据许多内部人士和外界人士的说法，问题根源在于大众内部异常保守和严格的等级文化，数十年间从大众总部孕育而成。沃尔夫斯堡约有75,000人在大众工作，超过该镇居民人数一半。

几十年来，大众汽车一直受领导人把控，领导讲话不容质疑，其专横风格在德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就不止一次代表大众干预法规，包括可能控制柴油氮氧化物排放的欧盟法规，在美国也一样。

打造甲壳虫：1953年在大众沃尔夫斯堡工厂装配线上的甲壳虫。Keystone-France/Gamma-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沃尔夫斯堡的存在主要因为政治，而大众又能主导政治。当年纳粹开创这个小镇当成理想工厂原因是地处德国中部，劳动力充足。现在工厂则占据了整座小镇，镇上交通堵塞的时间都跟组装线排班保持一致。甲级联队大众足球队（德国叫Fussball）队员在公司建的体育场里比赛。Autostadt是大众于2000年开放的汽车展示和主题公园，旋转展示展品，而且全年都有文化活动，包括音乐会和夏季国际马戏节等。

在采访中，专家和公司内部人士都认为丑闻与大众的僵化文化有关，中层管理人员和低级别工人不愿质疑上级的决策，包括排放测试作弊的决策。

“开会时，每个人都在等待老板说话。”维尔纳接着说，其他德国公司也有这种倾向。她说，大众汽车内部缺乏多样性，尤其是性别方面，也加强了官僚化趋势。我问她作为管理委员会中唯一女性是什么体验时，她比作在国外。“出国时必须学习当地人的语言才能生存。她说。“所以，我得学习男人的语言才能生存。”她偶尔也会主动推进会议，好让其他人认真对待她的意见。“有时我必须强调，我在这行已经干了27年。”她说。 “我跟他们一样，汽车的基因流淌在血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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