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科尔尼2025年4月8日刊发的行业通讯，现全文分享。
1美国推出新一轮的单边关税政策
2025年4月2日，在美国的“解放日”中，美国政府宣布了国家紧急状态并推出了覆盖所有美国贸易伙伴的“互惠”(reciprocal)关税政策。而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针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如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的关税政策出台，部分已经进入执行状态。
在2024年，美国的进出口逆差超过了1.2万亿美元1，在此情况下这一次的关税体现了两个特点，第一为覆盖范围广——覆盖所有贸易伙伴，即使美国的贸易顺差国家也被加以10%的关税，第二为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税率，美国的主要贸易逆差国家和地区被加征更高的关税。
2美国与中国的关税博弈自2018年始，
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后再次升级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202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约680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约1600亿美元，美国从中国进口约5200亿美元，贸易逆差约3600亿美元2。
其中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纺织鞋服、金属制品等，美国主要出口机械电子、农产品、能源等，因此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受关税影响较大。
美国政府针对巨大贸易逆差，从2018年起就基于不同的理由出台关税政策，受到301调查的商品现有的关税水平相对2018年提高79%，相对2025年提高54%(未考虑报复性关税)。
3当前关税背景下供应链格局四大演变
科尔尼基于自身行业洞察，提出在当前关税新政背景下四大供应链格局的演变：
01领先企业的供应链战略将从强调“韧性”(resilience)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反脆弱性”(antifragile)
反脆弱性并不是一个新的供应链概念，其核心在于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时表现出脆弱性时，不仅能够承受冲击，还能在不确定性中成长和获益。如果供应链的韧性可以支持企业面对各种供应链的黑天鹅事件，那在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全球供应链重塑背景下，如何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实现企业的最佳供应链策略就显得额外重要了。
在反脆弱性供应链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能力应用场景就是在外部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够快速评估对供应链的影响，并识别可能应对场景同时实现快速总拥有成本的计算，如：
如果美国对中国生产的船只停靠美国港口征收最高达150万美元的费用，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应对措施对供应链成本会有怎样的影响？
如果美国和越南谈成了税收豁免，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我们的供应链，应对措施对供应链成本会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优势（进入香港的美国商品不征税 vs 进入大陆的美国商品征收34%的关税）优化供应链成本？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能够进一步支撑对供应链反脆弱性能力的追求，领先企业已经能够基于市场、天气等因素识别潜在供应链干扰因素，并通过提前规划应对措施减轻影响或利用这些机会获得收益，下一步将把地缘政治等信息融入信息输入中，推动在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下获得先机。
02企业倾向于在需求减少及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优化资本开支
关税影响社会总需求并最终传到企业投资。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在支付了这些更高的价格后，人们剩下的可用于其他消费的剩余收入减少了，并最终影响社会总需求3。因此包括美国和中国的企业都会在高关税环境下有意识地控制资本投资的规模。
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风险提高也是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经历了两次主要的产业外迁，第一次高峰出现在2015年至2016年间，其形式是主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搬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第二次高峰出现在2021年至2023年间，中国生产商在中国关税影响下中国之外寻找东南亚、墨西哥等地方作为生产基地。而这两次外迁都意味着大量的资本性支出。
而现在出台的全覆盖的关税政策也让企业理解到美国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制造业的回流，但对于多党制的美国来说，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也会是企业们在基于当前的关税影响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在此情况下，企业应建立有效的资本支出管理体系，通过短中长期的规划实现资本支出的有效管理。部分可以考虑的工具包括自制和外购决策、设备购买和租赁决策、设备使用寿命管理、模具成本管理等。
03普遍认为中国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将依然存在，但企业的盈利水平短期将受到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依然存在（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出口的16%以上）因此在现有关税水平下对于以美国出口为主要业务的企业，短期内的影响不可避免。
随着部分产品需求下降，产能利用率下降，生产厂商会选择更激进的价格策略处理呆滞库存并尝试进入新的市场，从而给相关产品价格带来一定压力，同时采购商将会把部分关税影响转嫁到生产商，两相影响对生产商的短期利润影响较大。
但是，对于大批量生产，规模+效率就是护城河，中国制造业已兼具规模和效率优势。因此对于依赖规模和效率获得成本优势的产业而言，中国依然会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
部分高科技高附加值同时可以实现高度自动化批量生产领域如芯片、生物医药等可能实现制造能力回流至美国，但不一定具备成本优势，同时这一回流过程也需要中国提供部分设备。
组装工厂模式可能成为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另一种主流形式，从低成本国家进口部件后在美国工厂进行最终组装。
04产品设计优化及本地化替代将是领先企业未来调整供应链及控制成本的核心手段
关税的征收促使仍依赖进口零部件的企业加速推进本土化替代进程。如某阀门企业提供给中国市场的产品使用从美国进口感应器等部件，因此在进入中国时将被征收一定的关税，导致成本进一步上升。而感应器等部件中国已经有大量本地成熟解决方案，未做替代的原因在于验证周期长、成本高等，但在关税影响下，企业有更多的动力去实现本地化替代，实现更高的国产部件比例以减少税收的影响。
同时，产品设计的优化将成本成本控制的另一手段，基于科尔尼基于价值的设计（Design to Value）方法，企业可以从供应链、物料、功能、规格、架构、实现方式、制造影响等7个不同的角度识别产品设计优化潜在的机会。
在供应链影响分析中可以基于目的国对于产品原产地的要求，综合评估部件成本、不同原产地及对关税的影响，特定情况下通过放弃部件层面的成本最优换取整体产品的成本最优（考虑不同原产地的关税影响）。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Declares National Emergency to Increase our Competitive Edge,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Strengthen our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中国海关总署
The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Implications of Higher Tariffs”; Warwick J. McKibbin, Megan, and Marcus Nolan.
作者：
叶楠，科尔尼全球合伙人
马骥文，科尔尼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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