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热不是一天两天了，而在美国，咨询业已经热到快和金融业平起平坐的地位。你如果刚拿到一个研究生学位，能在顶级咨询公司找到工作，一年收入大概15－20万美元左右。对那些新出炉的MBA来说，这样的收入仅次于金融业。
最近咨询业惹眼，则多少和政治有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竞争马上进入投票阶段，一些候选人的咨询背景格外引人注意，乃至《纽约时报》最近在周末版上为此发表长文《咨询者的国度》。比如，不久前还一直领先的罗姆尼，年轻时就读于哈佛商学院和法学院联合课程，毕业时在法学院名列前三分之一，在商学院则是前5%最顶尖的学生。有如此本钱，他自然可以任意挑选工作。结果，他绕开名声显赫的金融巨头，挑选了成立刚刚12年的波士顿咨询集团。仅两年后，他又被另一个新崛起的金融咨询公司Bain& Company挖走，并很快成为该公司的副总裁。这是他辉煌生涯的基础。这次竞选总统，他也口口声声打出自己在咨询业中成功的牌：我知道怎样把企业扭亏为盈，也知道怎样把一个国家从破产的边缘拖回正轨。无独有偶，最近一个月突然在民调中压倒罗姆尼的金里奇，虽然是历史教授出身，但当年从众议院议长的位置退下来后，也开起咨询买卖，并马上成为百万富翁。于是选民们自然会问：这些曾经拯救了公司的咨询大师，能否拯救美国？
美国的咨询业，发端于十九世纪末期。当时大企业崛起，员工数量呈几何级上升，老板和雇员之间从昔日作坊中面对面的关系转化为彼此不相识的背对背关系，经营管理已经不能依靠企业家的经验和直觉，必须借助于量化和理性的分析，并及时吸收同业中最先进的管理手段。在这个背景下，强调科学管理的“泰勒主义”应运而生。其创始人泰勒把生产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量化分析，设计出最优化的操作方案，把整个生产过程推向理性化的效率极致。大约同时，麻省理工的教授AuthorD.Little以自己的名字开办了第一家咨询公司。到了战后特别是1980年代，咨询业蓬勃崛起。1980年，美国拥有1000名雇员的咨询公司仅5家，1990年代则增长到了30多家。麦肯锡、波士顿咨询集团等巨头，和金融界的高盛、美林等已经能够比肩。哈佛商学院，也成为咨询业的思想基地。
企业请咨询公司介入，可以很快地把同业中的优良经验带入自己的企业。更不用说，咨询分析师来自企业之外，不卷入企业内部的利益网络，能够提供客观的方案。比如，最近我所在的学校在“大衰退”中经历了校长高薪“丑闻”，导致老校长辞职，染上深重的危机，于是马上请来咨询公司。咨询公司分析后的结论，是管理层过重，教学投入不足。于是，学校马上开始大规模裁减管理层，其中连一位副校长都丢了工作。可想而知，在管理层过重的学校，那些行政人员把持了权力，如果让他们设计战略，怎么可能先拿自己开刀？
不过，在这次“大衰退”中，咨询公司虽然不像金融业那样声名扫地，但也未能完全幸免。最近咨询业头号巨头麦肯锡的经营合伙人RajatK.Gupta被起诉，罪名是把企业机密传递给自己的朋友和对冲基金经理。虽然Gupta坚称自己无罪，但此案已经引得企业界议论纷纷。许多人称，咨询公司经常利用自己的职业之便，先到张三家帮忙，了解了张三的机密，然后再把这些机密转卖给李四。
咨询公司的业绩当然可圈可点。比如，罗姆尼领导的咨询公司，对于美国办公用品巨头Staples的成功就起了关键性作用。奥巴马拯救汽车业的紧急救援案，其中一些关键的评估是波士顿咨询集团承担的。但是，本世纪初在丑闻中倒台的安然公司，则是麦肯锡的客户。甚至到2007年，麦肯锡还曾告诉通用电气不必操心信贷危机。
不管对咨询业评价如何，对刚刚出道的年轻人，咨询业还是个相当理想的起点。罗姆尼当年之所以选择了咨询业，就是希望为当总裁作好准备。刚刚毕业的年轻咨询师，往往马上能和比自己年龄大二三十岁的企业领袖直接对话。虽然工作相当辛苦，但这毕竟是获得高层经验的高速公路。也难怪，当今波音、通用电气、惠普、摩根斯坦利的总裁，都是咨询公司出身。
现在的美国，当然是需要咨询的国家。可惜的是，美国不可能像一个企业一样，从外面请一个咨询公司，排除内部利益集团的种种阻力，来进行痛苦的手术。罗姆尼也好，金里奇也好，奥巴马也好，不管谁当政，都只能继续陪着内部的利益集团扯皮。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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