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咨询集团不久前的一项调查表明，37%的美国企业称正在计划或积极考虑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70%的企业表示外包中国的实际费用比预计的要高。另外，高企的劳动生产率和廉价的美元使美国对欧洲制造业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2012年3月，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出现了连续第五个月的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1%。

　　如果这些是一时的经济波动，也许无需过虑。但是，从种种迹象分析，这更像是个长期的大势。在美国媒体上，“内包”最近越来越流行。美国制造业重新崛起之说，也越来越响亮。

　　《华尔街日报》在2月曾经发表社论，对美国制造业进行了一番历史回顾：自1947年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了将近7倍，美国制造业也大致扩张了7倍。到1970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所占的份额为22%。尽管有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的崛起，这个份额40年来基本没有改变。2011年，制造业经过两年的下跌后，出现了11.2%的反弹。真正变化的是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二战结束后为25.6%，到2010年仅为11.7%。与此同时，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24%上升到一半左右。美国制造业在战后雇佣着三分之一的劳工，如今则为八分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以恒定的美元价值计算，1947年每位美国工人创造的产值为3.5万美元，如今则为15万美元。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了103%，远远超过其他产业。

　　DavidBrooks在其 《纽约时报》的专栏中也指出，标准普尔500大公司每位员工所创造的平均产值，从2007年的37.8万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42万美元。两年前奥巴马许诺五年内让美国的出口翻倍，如今看来这已经成为非常现实的目标。在DavidBrooks看来，美国现在出现了两种经济：一种是进行全球化竞争的经济，这当然包括制造业。这个部分的效益不断提高。另一种是与全球化竞争比较隔绝的经济，如医疗、教育等等。这一部分因为免于竞争压力，效益停滞不前。

　　这样的区分也许不乏武断之处，至少需要详细界定。在医疗领域，医疗设备、制药业等等，显然属于全球竞争的领域。但是，医疗保险业则属于鲜有外部竞争的服务业。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全球化最充分的部门之一，是美国脑力进口的主要孔道。但是，被教师工会所主宰的中小学义务教育，则大致为闭门造车，生均教育经费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国家，但学生的表现则在发达国家中属于中下之列。

　　以上分析，至少挑战了我们多年来所津津乐道的“后工业社会”的神话：似乎制造业已经过时，服务业才代表着进步。其实，服务业包括零售业、义务教育等许多低竞争性产业。固然，沃尔玛有着仅次于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中心，用以调控全球商品的采购、经销与运送，革命性地改造了服务业。但是，沃尔玛的职工大多还是第一线的售货员，一个中学生即能胜任。美国一个中小学的数学老师，也许并不非常懂数学，也许家长怨声载道，但靠着教师工会的保护，人家在那里照样旱涝保收，未必会被懂数学的人给替换掉。与此相对，制造业则越来越需要训练有素的高技术工人，乃至大企业纷纷和当地的大学结盟，共同培训职工。

　　过去三十年，中国以充裕廉价的劳动力，把低端制造业几乎一网打尽。但是，随着中国劳动力供应量的减小、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美国制造业经过痛苦的转型后，不仅保存了有最高附加值的产业，而且不断优化提升，其“比较优势”再度显示出来。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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