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句话到底还是应验在了评级机构身上。

12月1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评级机构东方金诚原总经理金永授、东方金诚江苏分公司原总经理崔润海凭借手握的金融资源和职务便利，损公肥私搞利益输送的细节。“量钱评级”熟客作案“人多面广”等评级寻租花样也较清晰的曝光于公众面前。

200万元修改评级

国内信用评级行业起步晚，存在评审委员会独立性不强、未实行非控制性股权结构、重业绩轻管理等短板，有的评级机构甚至还存在“个别人说了算”的问题。

在忏悔录中，崔润海讲述了他第一次利用评级寻租的经历：“客户表示愿意多拿些好处费来调高信用级别。为顺利通过评审，我请求评审委员会主任帮忙，又约了主管评审的总裁与客户一起吃饭，客户获得总裁认可。我认为调高级别没有太大问题，就答应了客户的诉求，他也表示愿意拿出200万元作为酬谢。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又分别做了其他评委的工作。评级报告如愿以偿出具，客户也兑现了酬金。”“从这以后，自己发现一次级别的调高居然能值这么多钱，比做一个项目几万元的提成多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崔润海说。

金永授在忏悔录中写道：“为怕别人发现，我对自己关注的项目，都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虽然表面上不直接介入和操纵评审工作，但我多次通过与评审委员会主任及部分评委个别交流，或借安排企业来访之机发表个人倾向性意见，以此来影响评审结果。”

金永授交代，他收受的贿赂80%以上都是身边所谓“好朋友”所送。“这些钱我不敢放在家里，也不敢去消费，大部分借给了朋友。”

“东方金诚系列腐败案，暴露了信用评级领域腐败的一些特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介绍：“一是论单收费、量钱评级。信用级别买卖是信用评级行业寻租的重要形式，即以调高信用级别为筹码，收受受评企业好处费。二是利益勾结、‘熟客’作案。其腐败问题难以一人成案，需要评级机构人员、受评企业和债券承销商等各利益相关方联合作案。评级机构内部也往往需要领导人员、评审人员、作业人员、市场人员上下其手，因此很容易形成窝案串案。三是面广人多、案情交叉。需要形成查办合力，才能查清案件。”

年内违约规模再创新高

据了解，国内持牌信用评级机构主要有大公国际、东方金诚、中诚信、联合信用、新世纪、鹏元等6家机构。

“评级机构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一方面，企业需要评级机构给出一个优质的评级才能进行融资，或者低成本的融资；另一方面评级机构也需要发行人的生意，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身份，自然会让行为变形。”华南一家做药妆生产的企业主林东（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林东认为，有时候AA+和AA的标准差不多，没有严格的界限，松松手就是AA+，手紧一点又可以落到AA，但是在资本市场上，两者的融资成本就可能差0.25%到0.5%之间，发一个亿的债券，就相当于高出25万到50万，如果规模更大，则成本更高，因此企业都愿意争取更高的评级，这自然就产生了灰色地带。

克而瑞证券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孙杨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国内评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不公正的情况，但是对于机构来说，不管是发行还是交易，都需要对债券有评级，“虽然多数时候，国内的评级只是一个参考，但是没有也是万万不行的。”

相对来说，境外的评级则更为客观真实，交易境外上市的债券时，则更多会参考评级。

国内信用评级AAA占比虚高，一直以来饱受市场诟病。特别是随着债券融资渠道越来越受重视，评级“通胀”的现象也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据同花顺iFinD的统计，今年以来有4617家主体参与评级，其中AA以上（包含AA）的主体达到4612家，占比逼近99.9%。

尽管部分观点认为，相对来说国内发债企业均属优质企业，高级别占比应属正常。评级机构专家指出，银行间债市已发展多年，发债主体渐趋多元化，级别理应不断下移，形成更有区分度的合理分布。然而，实际情况是上调频繁、AAA比重越来越大，目前AA级已基本沦为投机级，AA＋级已属于较差的投资级。“AAA”比重虚高现象需要引起监管层重视。

与此同时，违约率则在不断上升，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61家主体168只债券违约，涉及金额1487.6亿元，规模再度刷新历史新高。

推动评级行业健康发展

评级机构“马后炮”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如前段时间事件引起市场关注的永煤事件。11月10日，永煤债券实质违约，次日中诚信国际才将永煤控股的评级由AAA下调至BB，并列入降级观察名单，完全没有起到事前预警的作用。

由于评级虚高，国内债市发生违约的企业集中于高等级，A档以下尤其BBB以下多个档级违约率几乎为零，这与国际市场相比，严重背离，出现明显的违约率倒挂的情况。

不过评级乱象并非一日之寒。拉曼资产信评总监张磐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根本上看，评级机构之间竞争激烈，收费过低、连续十多年未发生变化，进一步导致从业人员薪资明显低于同类型其他机构，是此类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提高评级行业整体利润率和收费，或能化解道德风险。

竞争到底激烈到何种程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今年以来已经有1531家主体更换了评级机构，而2008年至2019年，这12年间累计更换评级机构的主体仅有422家，也就是说今年更换评级机构的主体几乎是过去12年的4倍，评级机构之间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勇在其2021年信用风险年会上曾指出，中国评级行业虽然有30年历史，但真正服务资本市场15年，而且真正违约的时间也才6年，数据和时间的积累都远远不够，违约和风险释放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周期，评级发展难度很大。

李勇认为，要客观看待评级机构的工作。“大家看到的是市场上都是高级别发行人，但每年有几千家低级别的甚至风险很大的发行人被拒之门外，只是没有机会被外界看到，中国高收益市场还不成熟。从这个角度来说，评级机构实际上做了大量筛查工作。”

李勇表示，目前市场化评级机构大概1500名分析师、230名研究员，每年出具23000份评级报告和3700份研究报告，完成对5000个发行人1万多只债券的日常跟踪，评级机构实际上做了大量的筛查工作。

评级乱象也引起了监管机构的关注。2020年12月11日，在人民银行组织召开的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座谈会上，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指出，近年来，我国评级行业在统一规则、完善监管、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评级虚高、区分度不足、事前预警功能弱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债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评级行业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职业操守，勤勉尽责，努力提高评级能力，提升评级质量。监管机构、发行人、投资人等各方应各尽其责，共同推动我国评级行业健康发展。

潘功胜强调，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加强债券市场评级行业监督管理，强化市场纪律，推动我国评级技术的进步、提高评级质量，提升信用等级区分度，进一步推动评级监管统一，真正发挥评级机构债券市场“看门人”的作用，促进评级行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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