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席酉民 管理学家 2012年10期 次 日期：201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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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在全球化和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可能嘲笑其“做了奴才而不知道自己是奴才”的悲哀。
　　奴性是一种内化为自身主动性、自觉性的意识与行为，表现为无思想的接受性。追溯中国人奴性的根源，可到“公天下”改为“家天下”的私（家）有、等级制出现，以及后来奴隶制度的发展，漫长的腐朽野蛮的专制制度驯化，三次外族入侵的恐怖威慑和不断的“一个声音”、“一个头脑”的“统一”强化，奴性成为国民性，已深深浸入人的骨髓。鲁迅毕生曾为改造国民性而努力过，林语堂先生也一针见血地评说，“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利时时刻刻在受到着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也有人将中国人奴性总结为十大类：一、有“万岁癖”；二、有迷信症；三、对于暴君暴官，奉行“忍”字哲学；四、不懂真正民主，奉行“奴性民主”，多数人愿意做奴隶，不准少数人不愿做奴隶；五、惯于同类相残，如“窝里斗”；六、崇尚明哲保身；七、靠希望过日子，不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别人；八、有神经质的恐惧症；九、喜欢框框；十、易变或“变色龙”。
　　奴性无异于一种自我阉割，自主投降，其形成于制度、权力的威严和胁迫以及文化甚至习惯的浸淫，它可能麻醉一个民族，使人失去多彩个性、独立意志、自由思想，使社会创新衰竭、智慧泯灭。奴性的蔓延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理论上讲，随着时代变迁、技术进步、社会文明，奴性因其存在基础的消弱应在不断消亡。但遗憾的是，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里，依然随处可见现代奴性，为了某种欲望，自觉扭曲自我、甚至没有自我，可怜地主动迎合权力，猜测领导喜好什么、社会流行什么，很少问应该是什么，我内心想什么，放弃创造、放弃独立、放弃思想、放弃尊严甚至人身自由，成了内心欲望的俘虏和政治的花瓶。当然，有人的奴性源于骨子里，是自觉自愿的；有人是欲望驱使和不得已的，表现为表里不一，一身奴性的表象下还有一颗不服的心，肚里在骂环境、骂难以抗衡的权威、甚至在骂自己的卑劣无耻；还有一些人，开始很反感奴性，时间久了习惯成自然，悲哀地变成一种自觉行动。一切看上边脸色行事，无自主意识，心甘情愿地做“驯服工具”，甚至一切以哄骗上边高兴为最大的原则，不仅失去了自身的尊严和独立个性，而且会强化权力，置权力至高无上、失去约束和监督，最后只能期盼明君的出现和权力自身的清廉还给自己一个好生活。
　　缺乏独立人格、责任、信仰、思想和尊严，便很容易盲目随波逐流，堕入奴性的深渊。个人没了尊严，何谈国家和民族尊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不消除奴性，如何增强中国人的骨气和尊严？俄国作家契诃夫出身贫寒，他曾用作品呼唤“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出去”，找回自我，找回尊严，做一个真正的人！胡适也曾说：“你们问我，怎样才能使国家有尊严？怎样才能使国家获得独立的地位？怎样才能使人民有自由？我要告诉同学们的是――只有人人有尊严了，国家才有尊严；人人有自由了，国家才有自由；人获得独立了，国家才有独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