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应如何对发展可持续经济作出贡献？罗兰贝格深度对话哈佛商学院教授

引言

在本期的罗兰贝格可持续发展访谈栏目中，我们对话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约翰和纳蒂·麦克阿瑟校级教授瑞贝卡·亨德森，她也是“Reimagining Capitalism in a World on Fire”（译名：在水深火热的世界格局中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我们与她共同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为何使我们失望，以及企业如何对发展可持续经济作出贡献。

罗兰贝格可持续发展访谈

受访人：瑞贝卡·亨德森 | 哈佛商学院校级教授

采访时间：2020年9月

罗兰贝格：是什么让您认为企业会在应对人类和地球面临的紧迫问题上不负众望？

瑞贝卡·亨德森：正如我书中所写的那样，我认为对于一些公司来说，采取行动有很强的商业价值，并且也具有很强的集体价值。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企业是否意识到集体价值，并为之采取行动。

罗兰贝格：您认为企业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吗？

瑞贝卡·亨德森：对于企业来说，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认为这样做可以赚钱。肯定有许多商业人士非常明确世界当前所面临的问题。问题是，他们能否找到一种既能赚钱又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商业模式？在我看来，首先要解决的是能否找到这个融合的方式。

在我的书中，谈到了国际商会（ICC），以及展现出企业共同协作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好处。但相比之下，企业联合起来的作用能否保证棕榈油种植的可持续性，或确保在供应链中没有招用童工，这些才是更大的问题。历史表明，企业能够联合起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往往是在危机时期。如今，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危机时刻。然而，危机究竟要严重到何种程度，企业家们才会决定开始大规模行动？

罗兰贝格：您曾写道，当今的资本主义形式未能充分评估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和治理不足带来的风险，也未能进行风险定价。这是为什么？

瑞贝卡·亨德森：传统上，价格反映了市场中单个参与者的成本和收益。但就气候变化这样的情况而言，将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进行成本内化。传统意义上，我们通常期待政府来对外部进行定价，调节稀缺性。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特殊形式，一直强烈认为企业家仅仅需要对其投资者负责。范围更广的资本主义形式则认为企业对社会、员工和客户也要承担责任。但如果像过去那样，企业只着眼于短期利益，关注对投资者的回报，企业就失去了关注更大问题的动力。

罗兰贝格：随着时间推移，ESG框架将如何发展？它是否会实现转型？

瑞贝卡·亨德森：转型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让投资者群体认识到，对难以用财务量化的资产，如员工福利、企业声誉、环境状况，可能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ESG框架中的一部分是试图量化这些非传统财务问题。我相信ESG将逐步为非金融资产找到实质性的、可审查的、和可复制的措施。ESG是可以筛选出处于趋势前沿的公司，也可以筛选出开始进行长期管理且有目标性的公司，故投资者对ESG报以需要。

ESG指标如此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善于处理整个金融界对解决气候变化、消除不平等和处理制度退化等问题。富裕的资产长期持有者实际上被迫持有整个市场，他们无法降低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因此，原则上，市场持有者有试图让整个市场系统更可持续的强烈动机。当然，虽然目前有个别的资产所有者非常富裕，但他们仍难以撼动全部市场。然而，通过与其他资产所有人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合作，他们可以利用ESG指标真正推动并增进该体系中每个人的高效发展。

ESG指标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所宣布的“我的目标是努力创造共享价值”仅仅是一方面。如果在公司内部都不能明确行动，就会出现潜在问题。所以，ESG指标不仅可以用于与投资者沟通，也可以用于企业的内部人员沟通。

罗兰贝格：您认为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是否需要改变？尤其是对于监事会和管理委员会？

瑞贝卡·亨德森：这个问题饱受争议。我的许多同事认为，改变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创建更具目的性、长期性的企业的必要步骤。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改变投资者行为和信念比改变治理机制重要得多。

我十分欣赏欧洲的一些企业结构，但我并不认为可以将其全盘套用于美国的环境。欧洲企业的发展具有历史渊源，并且部分依赖于强大的工会运动、高参与度的银行结构以及其他美国所没有的机构。所以，倘若直接和首席执行官们这样建议，"你需要对多个利益相关者负责，如果牺牲一点短期利润，并不会收到起诉"，这很可能收效甚微。促使大多数经理人紧张的是由于投资者的压力，而关注着短期利润，以及被解雇的风险，而并不是害怕收到起诉。

罗兰贝格：企业无法独自解决有关“公共物品”的众多问题。在此，政府和监管部门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瑞贝卡·亨德森：政府对于社会稳定发挥着关键作用。社会需要自由市场，但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约束管控，确保企业不制定独立的规则。机会必须是真正自由和公平的。政府必须在教育和卫生领域大量投资，并且必要时，实施再分配税收制度，以确保外部受到监管或适当定价。否则，我们将面临着大量二氧化碳、汞和铅微粒排放到环境中的风险，而没有人将为此负责。你可以将政府视作裁判，它是真正为公众着想的实体。我认为政府和监管极其关键，事实上，我认为正因其如此关键，企业所能做的最有用的事，就是推动强大、透明、民主机构的发展。

全球企业也应密切关注世界各地民粹主义的增长。我认为，这将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的健康构成威胁，对我们的社会与地球更是如此。这使得一系列灾难的风险有所增加，而新冠疫情可能就是一个开端。如果没有一个强大、合法、民主且负责任的政府所支持，这些问题将很难得到解决。

我支持资本主义，它是创新和繁荣的来源。事实上，我认为在没有资本主义参与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资本的一切力量与竞争动力，但这种动力必须被正确利用。自由市场就像老虎：老虎拥有强大力量，但你需要把它们拴起来。

罗兰贝格：您认为到2050年我们能够解决这些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问题吗？还是说我们仍将生活在一个 “水深火热的世界格局”中？

瑞贝卡·亨德森：我并不乐观，但我满怀希望。恐怕到2050年，世界还是会处于“水深火热的格局中”。但究竟会否如此，取决于我们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的选择。凭借着我们拥有所需的技术和资源，是可以决定建立一个公正、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但我们集体是否会决定这样做？但是，我们所有人会联合起来共同决定为这个目标而这样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