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正逐渐走出新冠疫情阴霾，领导者们的关 注重点也将从“护生命，保生计”，转向更深远的挑战:改 善生活与生计。这一社会性挑战的影响比新冠疫情更深 远。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发展这三大目标相辅相成，但不总是方向一致且保持齐头并进;三者之间既相互增强， 也彼此消损(见图1)。因此，虽然这一未来愿景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其背后却潜伏着一大难题:我们如何构建一 个增长、可持续且包容的未来?
本文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会为企业、政府和社 会变革者建议探索这一难题的方式，提供解答问题 的思路。我们认为，确保三个目标“并行不悖”至关重要，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
增长、可持续与包容这三大目标紧密相关，而非此 消彼长。试想如果没有增长，何以实现繁荣、安康？ 如何支付经济可持续、包容转型的成本？如果没有 可持续发展，如何为当代及子孙后代创造持久的增长？如果没有包容，民众缺少机会投入工作、安居乐业，如何确保人们有充足的动力推动增长？其实， 让增长、可持续和包容三大目标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是新时代商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但在迎接这一迫切挑战之前，我们首先要直面事实： 实现加速增长、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每个目标本身就非常艰难。幸运的是，全球思想家、战略家、活动人士和各界人士，那些敢想敢做者，都在努力解决这一难题——麦肯锡也不例外。我们认为，全球需要同时应对以下三大难题：
增长乏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1以来， G7 经济体的GDP增速已下降一半，每年仅为1%。新兴经济体的状况也不容乐观：除中国、印度等国之外，近期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已较本世纪初有所下降。
虽然全球减贫举措有所进展，但在许多地区贫困仍根深蒂固。截至2017年，全球仍有6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极端贫困人口又增加了1亿。而这一情况还将持续下去，除非各国领导人能够创造充足就业，提供体面工资，并建立积极有效的社会契约，以确保位于社会底层1/5到3/5的人口（视具体国家而定）负担得起住房、医疗和能源费用。同时，个人收入面临着日渐严峻的新威胁：在技术驱动下， 工作方式不断改变，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麦肯锡预计，到2030年，八大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将有1亿多人需要职业转型。
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投资。举例而言， 国际能源署估计，为实现净零排放，2030年前 每年需投入近5万亿美元；2050年前，每年需投入4.5万亿美元2。投资额约等于2019年全球企业利润的一半，是过去15年公共债务年增加额的1.5倍。农业、交通和其他行业的脱碳需要额外投资，最终可能导致整体投资额上升一倍。虽然其中许多投资能够产生收益，但仍需探索相应的融资和定价方式。
上述问题仅仅是开始：正如前文所述，即便全球经济能够从理论上实现这三大目标，但若不解决它们之间的潜在冲突，仍有可能前功尽弃。
在此，我们力图以清晰的逻辑探讨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议题，既说明目标，也指出在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难题及其困难程度。问对问题是制定优秀战略的第一步，对当今领袖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广泛而深远，但并非无解。
增长是良性循环的起点
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什么？相关概念很多， 而我们会取其更广义的定义：
增长意味着实现繁荣与安康。这一目标包括企业经济利润增长、国家GDP增长、居民幸福指数增长等——其中部分来自于有尊严的工作（同时我们也知道，人们对于安康的定义和认识仍在发展演进中）。
包容则包括实现机会平等，人人有机会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尤其是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方面，并减少因性别、年龄、种族、家庭背景和居住地而产生的不平等。
可持续是指环境更具韧性。具体包括降低气候风险、保护自然资源以及保证代际间公平，所有这些均需要从经济性和社会性角度考虑成本与收益。
虽然这三大目标看似道远且阻，但值得庆幸的是， 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强化：
增长促进包容之一：创造有意义的工作岗位， 提高收入。高增长新兴经济体已经证明，增长能够改善包容，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让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2/3，至世界人口的不到10%，还让数亿人进入中产阶级。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亦然：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 在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前，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2%~4%，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也在上升。
增长促进包容之二：弥补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足。在增长型经济体中，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能为大量人口提供收入支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在税收和支付转移后，仅有20%~25%家庭的实际收入维持不变或下降。在没有支付转移的情况下，约60%~70%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3。疫情期间，虽然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在2020年下降了2.9%，但在计入政府援助后，贫困人口数量实际有所下降4。
增长能够促进投资，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能够提振消费者信心、促进消费并扩大需求。能源转型需要健康的投资环境，而这一环境离不开强劲的消费者信心、支出和需求。麦肯锡对优秀新兴经济体的研究显示，投资增加所带来的资本深化能够提高生产力，进而增加薪资促进增长5。
更强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能够创造新需求和新的投资机会，从而促进增长。可持续发展能推动诸如清洁技术等领域出现新的商业机会。以印度为例，如果到2030年印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能够增至当前4倍，便可创造900亿美元的GDP，并支 撑200万工作岗位。包容对增长也会产生类似的积极作用。据估算，到2040年，若能有更多人获得医疗服务，则全球GDP可增长0.4%。从更广泛层面来看，包容能够拉动需求，因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是消费增长的关键动力。非洲现有约2亿适龄劳动人口，到2050年，这一数字会升至10亿。培训和发展年轻人（特别是针对数字技术）能够让他们跃升进入中产阶级，同时有助于弥补世界各地之间的技能差距。
可持续通过“能源效益”增强包容和增长。能源转型可带来两大综合效益：降低成本、为生活增效。过去十年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降低了约50%~85%6。
如今，可再生能源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长足进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曾是全球能源获取率最低的地区，而诸如屋顶太阳能技术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正在该地区发展起来7。减少排放、降低空气污染能够让更多人更高效参与经济活动。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1970年美国通过《清洁空气法案》后，污染情况得到显著改善， 受影响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也给薪酬带来了长期稳定的积极影响。
挑战不可能
如果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只存在纯粹的良性互动关系，那么前进的方向会十分明确。但现实是，可持续、包容和增长三者也相互制约。因此，挑战不可能就意味着要化解三组反作用力，而这些反作用的影响 程度与上述正向影响不相上下。
增长的反作用
增长会带来两大挑战。首先，不平等情况会不断加剧，而增长会让这一状况更加恶化。如今，全球70%的人口，其所在国家均存在不平等不断加剧问题。其次是资源消耗和碳排放会增加。
增长、可持续和包容这三大目标紧密相连， 不应此消彼长。
增长带来的技能不平等将影响包容性，而新冠疫情让这一问题雪上加霜。知识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社会对认知技能、科技技能和社交技能的需求，而具备此类技能的劳动力却供不应求。因此，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技能不平等问题。以美国为例，中等收入工作的薪资在2000年到2018年间增长了1.1%，而高收入和低收入就业者的工资增速要更快，分别为7.3%和5.3%。随着疫情加速了数字化和自动化的发展，劳动力需求增长将几乎全部集中在高收入岗位。到2030年，需要转岗的人数将上升25%，其中首次包括了大量低收入就业者。
增长导致资源消耗增加，妨碍可持续。全球“材料足迹”（即生产消费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将随GDP增长而增加9。随着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 全球材料足迹增加的问题也会恶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约10%的人仍然用不上电，仍有26亿人无法使用清洁的烹饪方式10。在全球消费阶层不断扩大、需求持续上升的同时，如果资源效率得不到改善，则地球所承受的负担将明显加剧。
可持续的反作用
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需要对能源领域进行数万亿美元投资。尽管长期好处显而易见，但若由消费者和企业来承担这一成本，则短期之内，难免会削弱增长和包容这两个目标。若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么远在积极效益显现之前，能源价格就会率先上涨；若转嫁到企业身上，则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这一过程会造成两大潜在反作用：影响分布不均衡， 难以实现包容性。
能源转型对部分国家、部分行业的影响尤为巨大。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到21世纪30年代， 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大国来自能源产品的年人均收入将下降约75%11。低收入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原因是低收入国家排放密集型行业比重较高，而且所需投资占GDP的相对比重也较高。排放密集型产业包括电力、汽车、建筑等，这些领域均将受到沉重打击，并影响到供应链。
低收入家庭尤其脆弱。在欧洲，受能源转型影响，近期能源价格出现了上涨。这极大影响了低收入家庭，西班牙等国政府不得不提供补贴12。虽然能源转型可在绿色经济领域创造18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预测，很多人（尤其是低收入工人）需要重新接受培训才能满足这些新工作岗位的要求13。
包容性的潜在反作用力
包容性带来的益处毋庸置疑，且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创造力、提供更多资金满足儿童需求。然而，如果提升包容性的措施设计不当，则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例如产品市场扭曲、投资减少、环境问题加剧等。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免除抽水用电的费用，或为此提供高额、不计用量的补贴，会导致地下水枯竭14。促进平等的措施如果徒有其表，只是单纯为了完成任务、指标，也将适得其反，无法真正解决不平等的根因。这样做不仅无法增进工作场所和社会平等，甚至会导致部分群体的处境恶化。
增长、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能够造福全球。为了子孙后代，当代领导人应立即行动。
功在当代：我们的建议
构建一个增长、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将造福全球， 为了子孙后代，当代领导人应立即行动。要实现这一未来，不能依赖利己主义：事情若这么简单，问题也不会拖到现在。我们认为需要应对六大挑战，而未来成功与否则取决于应对措施是否有效。
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带着新冠疫情期间那样的紧迫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推动增长，推动GDP每年额外提升1至5个百分点？
面对每年5万亿美元的脱碳转型成本，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明智的方案选择将脱碳转型成本降低5000亿到1万亿美元？
如何在不遏制增长的情况下为能源转型提供资金并在各国、各行业之间均摊成本？
技术变革让1亿多工作岗位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萎缩，其中几百万人会因能源转型而失业，如何为这些人进行再培训、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
如何满足中等收入家庭的基本需求（包括可负担的住房、医疗服务和能源费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多家庭此类需求尚未得到满足），增强社会契约，吸引私营部门通过创新保证供给？
如何为最脆弱人群（例如全球20%的最贫困人口）提供支持，让他们能获得负担得起的营养、水资源、能源、教育和融资？
要解决上述六大问题，必须消除前文提到的三大目标之间的反作用，让三者之间实现良性循环。在此， 激励措施方面的相关障碍仍然是一大拦路虎。首先是马克·卡尼（Mark Carney）所说的“时间跨度悲剧”：当今领导者需要共同行动才能在长久之后获得回报。其次是“公地悲剧”：要采取共同行动——尤其是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所有相关方都要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着眼公共利益。
任何利益相关方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解决这些问题， 制定清晰路线图并吸引各方参与是关键。此外，各方还需要设计出激励框架，平衡价值链各环节、不同经济部门、各国和各地区的长短期利益。正如疫情应对一样，要成功克服这些挑战，需要持续、大量尝试，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尽快推广成功实践， 同时也需要各方广泛参与。
各国政府需要协调转型、提高韧性，以管理风险、平缓成本，并避免行动不当所造成的连锁危机。对企业而言，更多企业和CEO需要加入进来，积极参与政策设计并贡献商业知识。面对上述挑战，企业和CEO们需要持开放和现实的态度，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为客户、员工、社会和环境带来积极影响。企业和CEO们能够且必须运用自身创新能力扩展可能性边界，实现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果企业不能充分参与，则在面对下一代指责时将难逃其咎。
为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各方首先要充分理解三大目标之间的良性互动和恶性循环关系。之后， 各方将讨论重点从达成一致目标，转向认识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麦肯锡已将研究此类问题列为首要事项，并希望向在可持续、包容性增长方面有所作为的全球企业领袖看齐，在与他们的合作中学习更多，也希望通过对三大目标之间“正作用”和“反作用”的阐述，增进我 们的共同理解。愿我们共同努力，共创可持续、包容且增长的全球经济。
如果不能融合上述三大目标，那么人类共同的未来将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