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解决城镇化问题需要更大经济自由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对于“城镇化”的讨论始终高温不降。几乎关联到各个领域的“城镇化”和中国的改革一样，成为紧系人民福祉和“中国梦”的关键。

中国的城镇化是飞速的，由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领衔推出的《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报告称，到2025年，将有大约10亿中国人居住在城市，中国将出现221座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另一份报告《城市化的世界：城市与消费阶层的崛起》则指出，到2025年世界上会出现440个新兴城市，其中242个在中国。2012年底发布的《中国经济下一站》提出，未来20年间，目前人口少于150万的中小型城市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最大。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城镇化外部性的凸显，更多的问题和风险也逐渐显现。

专注于中国城镇化研究的华强森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中表示，空气污染、城市中的流离失所、不断攀升的犯罪率和经济的波动都是在计划之外的城镇化结果。因此，中国城镇化的挑战在于如何一边继续利用好城镇化所提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机遇，一边减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效应。

那么，如何解决城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华强森认为，中国的城镇化面临着它独一无二的环境，所以不可能盲目使用其他地方的解决方法，而应基于自身的问题，经过实地调查形成适合于中国环境的解决方案。

他表示，对于那些小城市，中国应当为其拓宽融资渠道，包括为融资项目建立更透明和流动的市场等。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要限制政府能力的时候，“可以做的更多的是更实在地支持民营和社会实体的发展”。

对于中国的改革，华强森称，应该为使用新方法解决重大城市问题和挑战提供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

第一财经日报：你研究过许多中国的城镇化样本。在你看来，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问题多还是机遇多？

华强森：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用好坏来评判。简单而言，它是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实。而任何伟大的变化都会同时存在问题和机遇。

不可能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城市化的国家。当然，这也是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方向。城镇化是人类进步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没有哪个发达的国家是未经过城镇化的。同样的，也没有哪个实现了城镇化的国家是不富裕的。

对中国而言，挑战在于如何一边继续利用好城镇化提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机遇，一边减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效应。空气污染、城市中的流离失所、不断攀升的犯罪率和经济的波动都是在计划之外的城镇化结果。对城镇化相关决定引起的结果进行更为严密的调查，进而影响到政策的调整以应对和减轻这些问题，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会更加成功。

日报：对于你上述提及的城镇化过程中引发的问题，有哪些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法，能否分享几个案例？

华强森：由于中国在全球的城镇化趋势中是相对较晚的，所以它可以从世界上很多城市的城镇化案例中学到经验和解决方法。然而，就城镇化发展的进度、所处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不得不利用的资源而言，中国的城镇化也面临着它独一无二的环境。

中国不可能盲目使用其他地方的解决方法，而应该基于自身的问题，经过实地调查找到深层的根源，从而形成适合于中国环境的解决方案。举例而言，现在的空气污染问题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独特的工业特性以及非矿物燃料和能源资源的缺乏，还有城镇化空间发展中相对分散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借用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力量，共同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新的能源资源，并在考虑环境对公民健康的影响上重新规划中国的城市。

日报：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十分严峻。这些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

华强森：中国的城市缺少可持续的融资模式。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个社会从以投资为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以生产为主的适度增长阶段转变的特征。事实上，这对中国来说是积极的，因为它暗示着更成熟的经济。

然而，那些已经习惯于依赖简单的投资并且还没能发展出它们自己以企业为基础的可持续资金来源的城市，将会发现为新投资弄到资金比以前更难了。随之而来的低速投资、下降的投资吸引力以及减少的城市资金来源也会存在恶性循环的风险。

为了支持这些城市，尤其是更小的城市，中国需要为它们拓宽融资渠道，包括为融资项目建立更透明和流动的市场，长期致力于从房产升值的价值中建立可持续的租金共享，比如房产税。

日报：对于中国的城镇化，什么是可持续的模式？大部分人集中在城市中心是可持续的吗？

华强森：中国的城市比起世界上的同类城市仍然是更加密集的，但在城市边缘的继续扩张已经不再可持续。

当然，也还是有机会提高中国城市的密度，无论是在城市中心还是周边的地区。密度支撑了一座城市高效且有效的经济发展。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的城镇化模式是大规模扩张城市用地，让人看到了全球未曾有过的大规模新区发展。然而，这样的时代即将结束，土地的制约愈加明显，发展的成本正在上涨，扩张的外部性也在不断涌现。

市中心和郊区生活的正确平衡必须取决于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但还是可以说，相对于北美地区独栋的家庭住房，中国的城市将成为高楼大厦的主要载体。在过去20年里的新增城区里，70%的土地面积坐落着超过6层的建筑物。

日报：你曾强调中国的城市必须保持独特性。除了进行SWOT的优劣势分析之外，如何准确地定位并制定合适的城镇化策略？

华强森：城市的个性体现了它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所拥有的竞争优势资源。通过对一座城市吸引投资者的可持续基础进行严谨的调查，我们才可以说这座城市在某个特定的行业拥有经济的独特性。

同样，我们还可以分析它对目标社会群体的吸引力，比如新的大学毕业生、富有的退休人员等。分析应该包括基准点和基于事实的观点――在现有的资源优势上还有多少的潜力。

日报：政府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华强森：一般而言，政府的执政技巧是知道什么时候政策是没有必要的，以及什么时候市场无法自己找到方法来反映城市中人们的共同愿望。这里的平衡极大地取决于市场的环境和成熟度。如果这个市场拥有一个功能完好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那么政府的角色就该是推动者而非直接的参与者。

在目前的中国环境中，很多城市都开始在理论概念上意识到要限制政府的能力，推动社会的变革。可以做的更多的是更实在地支持民营和社会实体的发展。

日报：麦肯锡在2012年发布了《中国经济下一站》报告，里面有许多数据是否有更新？在2014年乃至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预计会有哪些趋势和变化？

华强森：我们一直都在更新信息和想法。《城市持续性指数》（The Urban Sustainability Index）将在26日发布。中国的城镇化将继续在以人为本的道路上发展，将会更加关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假想随着经济的发展它们会自己解决。经济发展是改善城市环境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经济发展而没有好的政策和强劲的执行以确保社会与环境的受益（比如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干净的饮用水）和可持续的城市就业率又是远远不够的。

日报：中国的改革包括金融领域的改革正在进行中。各个领域的改革将如何影响城镇化，你对中国的改革又有何建议？

华强森：我希望中国的改革可以继续以现实为基础，支持中国人民实现更美好生活的愿望。改革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既要制定政策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居住权，还要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其自身能力的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应该为使用新方法解决重大城市问题和挑战提供更大的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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